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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就是实践的履行

——评余新忠《追寻生命史》

□林颐

余新忠先生是医疗史领域的权威学者。《追寻生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是他历年来的论文精选，这些文章涉及的议题相当广泛，医疗史研究是一个核心，旁及社会史、环境史、微观史、身体史、生态史等多个领域，视野开阔，交叉纵横，织就了一张稠密的相互关联的学术网络。

作者认为，医学史研究近年兴起，这个现象包含着强烈的关注生命的意味。由于疾病与医疗问题直指生命，所以将医疗史视为生命史或者以“关注生命”为名为医疗史张目，显然都是十分自然的。作者强调，提出关注生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关注才能让史学大厦入住生命。以“生命史”为标题统领全书，可见作者的关怀所在。

医疗史在学界曾经长期处于失语状态。20世纪中叶占据世界历史研究主流的是布罗代尔为代表的以计量分析为特征的年鉴学派，而国内的研究热衷于宏大叙事和历史框架的构建。就世界范围来看，作为社会史的疾病医疗史探索，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显然与当时的医学与健康社会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的关注更是史学界内部对自身研究不断反思并进行新的探索的结果。

医疗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必须与其他相关研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身体史的引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常识”，比如，乳房天然就是性感的表征吗？这样的思考将文化、权力等议题带入其中，探讨并揭示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身体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环境史、卫生史、生态史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处理人的处境，带有明显的反省和批评“现代性”的特征。微观史主张通过将抽象的个人重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情境中，关注日常生活背后的社会意义。显然，这些分支史学的共同特征都在于对“人”的重视，看见“人”的存在，与医疗史的本质是相通的。

这也是余新忠不断撰写论文，坚持向国内学界引介这些分支史学的原因。在早前编选的《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序言里，余新忠已经指出，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包含着很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这些分支史学（包括医疗史）在普遍意义上都属于新文化史的范畴。新文化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文化的自主性的强调和对意义的破解与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

余新忠的理论不是泛谈，而是结合了近年许多学人成果。比如，他谈到了美国南加州大学费侠莉教授，对于18世纪中国的分娩这一与医疗紧密相关问题的研究；美国微观史学家鲁杰罗以威尼斯的一位老妇人的离奇死亡，情景化地呈现了17世纪意大利疾病、宗教、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对疾病与身体的解读；杨兴梅等学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了缠足习俗及其在近代引起的社会变革；杨念群以《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等著作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书中出现的数十位学人及其著作虽然作为例证只能以片段呈现，但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索引。余新忠在“非典”之后，出版于2003年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曾经因为开创性的研究而受到广泛好评，而本书收录的有关明清时期孝行的文本解读，以及以法云和尚、名医李炳等人为个案的论文，在材料搜集、梳理与阐析推导的过程中，也都能带来方法论的启发。

余新忠几次提及一个词汇——同情之理解，他说自己基本立足于“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行为，倾向于展现“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强调历史应当聚焦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从人的行为和表达解码出来的时代文化意识与特性。同情之理解，是思想的根基；追寻生命，就是实践的履行。